东方朔
东方朔简介

东方朔(前154年-前93年),本姓张,字曼倩,平原厌次(今山东德州陵县神头镇)人,西汉著名词赋家,幽默风趣且才华横溢,在政治方面也颇具天赋,他曾言政治得失,陈农战强国之计,但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,不以重用。东方朔一生著述甚丰,后人汇为《东方太中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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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朔介绍

东方朔(公元前154~前93)西汉辞赋家。字曼倩。平原厌次(今山东惠民)人。武帝即位,征四方士人,东方朔上书自荐,诏拜为郎。后任常侍郎、太中大夫等职。他性格诙谐,言词敏捷,滑稽多智,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,"然时观察颜色,直言切谏"(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)。武帝好奢侈,起上林苑,东方朔直言进谏,认为这是"取民膏腴之地,上乏国家之用,下夺农桑之业,弃成功,就败事"(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)。他曾言政治得失,陈农战强国之计,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,不得重用,于是写《答客难》、《非有先生论》,以陈志向和发抒自己的不满。

《答客难》以主客问答形式,说生在汉武帝大一统时代,"贤不肖"没有什么区别,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,"用之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",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才随意抑扬,并为自己鸣不平。此文语言疏朗,议论酣畅,刘勰称其"托古慰志,疏而有辨"(《《文心雕龙》·杂文》)。扬雄的《解嘲》、班固的《答宾戏》、张衡的《应间》等,都是模仿它的作品。《非有先生论》假托有一非有先生在吴作官,三年"默然无言",吴王问他,他趁机用历史上许多诤谏遇祸的故事,启发吴王,劝谕帝王应虚心纳谏。篇中几个"谈何容易",感慨万端,意味深长,是传神之笔。另有骚体赋《七谏》,因袭楚辞,无甚新意。此外,《神异经》、《十洲记》等书,曾托东方朔名流传,实际非他所作。

东方朔原有集2卷,久佚;明人张溥编有《东方太中集》,收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。(褚斌杰)

可悲的地位,可贵的人格——漫谈东方朔

在长期的封建时代,文化为地主阶级所垄断,广大劳动人民要想确切地了解许多著名的作家、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是不大可能的。但人民热爱那些表达了他们愿望、理想,并给他们以艺术美的享受的作家、艺术家,他们凭着自己的想象,以特殊的方式创造了他们所热爱的作家、艺术家的形象,这里面有象屈原流放归家,其姊也归来看他的传说,有李白醉草吓蛮书的传说,有苏轼成就他妹妹美好姻缘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的传说,它们的事实有无,姑且不论,但这些流传的故事与作家的性格确有着一定的联系。

然而关于东方朔的传说,却大都与他本人可考知的生平和他的作品体现的思想性格相距很远。在民间传说中,东方朔被塑造成为一个长寿仙人,但很不安分;王母娘娘的蟠桃三千年一结果,东方朔就偷了三次。他的广见博识、他的诙谐滑稽、戏弄权贵,似乎也与他这个神仙者流的身分有关。东方朔的这些传说,从汉代就已流传,西汉元帝、成帝之间的褚少孙在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后所附的东方朔的事迹,已多是奇闻逸事,而到了东汉班固写《汉书》时,东方朔的传说已经是“行于众庶,童儿牧竖莫不眩耀”了,所以班固在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特别指出:“凡(刘)向所录朔书具是矣,世所传他事皆非也。”

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汉代神仙方术之说极为流行有关。汉代皇帝,特别是汉武帝热心求仙,期望长生不死,虽然屡受方士的欺骗,但至死不悟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当时的神仙怪异传说肯定是很多的,而东方朔言行有乖张诡异的一面,又是汉武帝宠信的人,后世就把一些神异的传说附著于汉武帝和他的身上而流传开来,辗转附会、渲染,造成了东方朔的形象被扭曲,而历代的封建文人从正统的观念出发,对东方朔的思想性格又多有指斥和曲解,影响所及,直到今天,在文史研究中对东方朔如何评价仍有着不同的认识。

东方朔,字曼倩,平原厌次(今山东惠平)人。生于汉景帝前元三年(前154),卒于汉武帝太始四年(前93)。东方朔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的全盛期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说:“汉兴七十余年之间,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鄙廪庾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,京师之钱,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,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”汉武帝在此基础上,大力开拓,内外经营,汉帝国的声威远振,国内一派升平景象,随着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开展,远方神异的传闻,珍禽怪兽,奇物瑰宝也涌进了中国。

所有这一切,使人们开阔了眼界,扩大了胸襟,受到了鼓舞,整个社会洋溢着乐观开朗的气氛。东方朔在汉武帝初年上书自荐,他说:“臣朔少失父母,长养兄嫂,年十三学书,三冬,文史足用。十五学击剑,十六学诗书,诵二十二万言。十九学孙吴兵法,战阵之具,钲鼓之教,亦诵二十二万。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,又常服子路之言。

臣朔年二十二,长九尺三寸,目若悬珠,齿若编贝,勇若孟贲,捷若庆忌,廉若鲍叔,信若尾生,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”这样的陈述,当然有东方朔的个性在,但它也反映了当时一般文士思想的共同特征,仅把它看成是东方朔性格诙谐、轻狂的表现,是不全面的。由此我联想到盛唐,联想到李白,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(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),李白的这一认识与东方朔的陈述,在精神是相通的,都是产生于社会蓬勃向上的时期中。

东方朔进入仕途以后,并未能和他想象的那样受到重用,施展自己的才智。“待诏公车”、“待诏金马门”,表面上虽然好听,可实际上他的生活待遇,一如侏儒、俳优,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幸。

他需随时准备陪从皇帝巡行狩猎,根据皇帝的意图,以其所见所闻,写成赋颂,供皇帝赏玩。这样的处境不能不使东方朔感到难堪,其情绪由开始的兴奋转为愤慨,但他没有让这样的愤慨爆发,相反的却由于汉武帝“颇俳优畜之”(《汉书·严助传》),那么他就索性以俳优面目出现,于是他假传圣旨,恐吓侏儒;深宫射覆,痛惩幸倡;不待诏割肉归家,借酒醉于殿上便溺……,他的言行,他的文章也因此带有诙谐放诞的色彩。班固称东方朔为“滑稽之雄”,“不能持论”,封建时代的文人指斥他行为放荡,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东方朔是专供宫廷娱乐的皇帝的清客。

如果联系当时一般文士的境况,纵观东方朔的全部活动,我以为以上的评价未必是公允的。《汉书》多次把东方朔与枚皋并提,以其“为赋颂,好嫚戏”,“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”(《汉书·枚皋传》),而因其“不根持论,上颇俳优畜之。”(《汉书·严助传》)枚皋是著名的《七发》的作者枚乘的儿子,汉武帝“得之大喜,召入见,待诏。”《汉书》本传说他“不通经术,诙笑类俳倡”,陪从汉武帝巡幸各地,“上有所感,辄使赋之,为文疾,受诏辄成”。枚皋确实是一个皇帝的清客而专供宫廷娱乐。

但作为文士,枚皋也不满自己的处境,他说:“为赋乃俳,见视如倡,自悔类倡也。”反映了他内心的苦恼。司马迁虽然出身经历与东方朔、枚皋不同,但作为太史公、中书令也常侍于汉武帝的左右,他也有“文史星历,近乎卜祝之间,固主上所戏弄,倡优畜之,流俗之所轻”(《报任安书》)的感叹。这反映了当时文士社会地位的低下,但并不说明他们的人格就一定低下,思想见识就一定浅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淳于髡、优孟、优旃立传,认为他们虽为倡优,但“谈言微中,亦可以解纷”,他们的言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司马迁写《滑稽列传》,歌颂倡优,既是对世俗观念的抗议,也表达了个人身世的感慨,心情是激愤的。因此,我们也可以理解东方朔行为的乖张,正是他才智不能施展,反遭鄙视,内心极度悲哀、愤懑的变态表现。

东方朔的言论虽然诙谐,但也有他深刻、尖锐的地方,更不是一味阿谈颂扬,以顺遂汉武帝的心意为目的。他直陈的见解,常常是公卿大臣所不敢表示的。他反对汉武帝微行狩猎,扰民伤农,严正陈辞,以“大殷作九宫之市而诸侯畔,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,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”作为历史鉴戒,意气勤勤恳恳。这与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不仅不加劝阻,反而为之扩大上林苑的行为相对照,更显出东方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。

汉武帝的姑母窦太主寡居而私宠董偃,挥霍财物,不计其数,满朝权贵都以结识董偃为荣,汉武帝也准备“置酒宣言”,以隆重的礼节来接待他。东方朔对此极为不满,据理力争,指斥董偃为“国家之大贼,人主之大蜮”,终于使汉武帝不得不改变主意,表现了东方朔敢批逆鳞的斗争精神和鲜明的是非观念。当汉武帝问他:“先生视朕何如主也”,并向他与当时公卿大臣公孙弘、倪宽、董仲舒等相比较,自己以为如何时,东方朔的回答,或顾左右而言他,或表现为不屑一顾的态度,既显示了他的机智,也表现他不肯违心谄事皇帝、权贵的傲岸不群的性格。

作为文学家的东方朔,他的作品有开风气的贡献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,东方朔有作品二十篇,多数已佚,存三篇完整的作品:《七谏》,载刘向编《楚辞》中;《答客难》、《非有先生论》,《汉书》本传、《文选》均载,唯文词稍有差异。后两篇最为著名。《答客难》据《汉书》本传称,是他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数万言,终不见用后所写。

文中假设有人对他虽然“博闻辨智”,“海内无双”,又“悉心尽忠以事圣帝”,却是“官不过侍郎,位不过执戟”提出疑难。接着他进行答复,大意为:当今与战国时代不同,是“圣帝流德,天下震慑,诸侯宾服。”在这样形势下,贤与不肖没有什么不同,“尊之则为将,卑之则为虏;抗之则在青云之上,抑之则在深泉之下;用之则为虎,不用则为鼠。”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庆幸自己生逢盛世,当以修身为务,骨子里则表明自己怀才莫展,个人的尊卑荣辱全凭帝王摆布,其间的牢骚不平之气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。

在形式上《答客难》采用客主问答的方式,虽然不以赋名篇,但实际上它是一篇赋。由于它道出了封建时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不得施展怀抱的共同苦闷,后来不少人都采用这一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志趣,汉代就有扬雄的《解嘲》、班固的《答宾戏》、张衡的《应问》等,远至唐代韩愈的《进学解》,也是有意学《答客难》的。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《非有先生论》形式与《答客难》相同,“非有先生”即司马相如《子虚上林赋》中“子虚”、“乌有”。它借古讽今,假托非有先生在吴国作官,三年“默然无言”,吴王问他,他乘机用历史上谏诤之臣遇祸的事实来启发吴王。期望汉武帝以吴王为鉴,远佞人,近贤者,广举天下才智之士,而使国家大治。文中连用几个“谈何容易”,表现了作者深沉的感慨,是很富于感染力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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